李怡：媒介批判与“青年必读书”事件

4月16日晚，我院邀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四川鲁迅研究会会长、学术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大文学评论》主编李怡教授给大家带来题为“媒介批判与‘青年必读书’事件”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魏建教授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位点负责人李宗刚教授、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刘子凌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百余名师生以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倾听李怡教授的讲座。

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围绕开书单事件各位学者之间的争论、孙伏园对于《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的策划、鲁迅对于媒体呈现出的复杂态度三个方面展开。

李怡教授首先介绍了学界对“青年必读书”事件的一般解释，即将其看做“五四”新文化人的某种迫不得已的应激反应。也就是说，从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五四”新文化，也承担着后者的巨大压力，需要通过一种激烈的立场申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立场，显然也为鲁迅所共享。

李怡教授对这一判断表示同意，又进而指出，仅仅寻找鲁迅与新文化人一般意义上的相通性，有些失之笼统，忽视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回到历史现场，李怡教授发现“开书目”这一行为，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逐步规范化有关。围绕书目引发的争议，还曾发生于胡适与梁启超、吴稚晖与梁实秋之间。在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学人对新旧文化有着不同的看法，而鲁迅和吴稚晖的相似观点，体现出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某种共识。事实上，应老友之请，鲁迅也曾私下里非常认真地开过书目，显示出他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空间中的不同应对方式。

接下来，李怡教授回顾了《京报副刊》发起青年爱读书、青年必读书两大征文的意图和背景。副刊编辑孙伏园设计的两篇征文不仅可以拉近普通读者和《京报副刊》的关系，还可以借社会名流关于读书的看法，引起读者关注这一话题的兴趣，这对于扩大《京报副刊》的影响力来说是一次成功的策划。李怡教授认为，鲁迅对于这一征文的回应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可以从两种路径中理解：一是在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实力不对等时，鲁迅维护新文化的发展这一大的语境；二是回到孙伏园和鲁迅之间的关系，以及孙伏园对这一媒介事件的策划这一小的语境。

在此基础上，李怡教授辨析了鲁迅对于媒体的复杂态度。一方面，鲁迅承认报刊是“输入现代文明之利器”，“惊乎今之论议经营。无不胜于前古”；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决不足破人界之荒凉”。现代传媒既可以代表大众发声，对现实权力起到监督和批判的作用，但媒介作为“第三种力量”所造成的盲从，亦需要警惕。所以，鲁迅对于现代传媒两重性的清醒认识，表达出深厚的社会关怀，在现代媒体众声喧哗的时代，每一个读者该如何保持独立的思考，今天仍是严峻的课题。李怡教授把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的表现放在一种社会关怀的角度中去理解，超越了具体事件本身，深入思考了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照应了“媒介批判”的讲座题目。

在交流互动环节，李怡教授对我院师生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耐心的解答。李宗刚教授认为李怡教授的报告立足现实、还原历史、昭示未来，给在座的师生带来了一场丰盛的精神晚宴，并回溯了李怡教授在1990年代初发表在《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优秀论文。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刘子凌副教授认为李怡教授提出的“回到历史现场”十分有启发，在这一“现场”，鲁迅的回答或许可被看作是对新文化传播机制所塑造的鲁迅形象的一次有意的挑战， “青年必读书”事件，也象征了新文化内部所发生的一次裂变。最后，魏建教授感谢李怡教授给大家带来的高水平讲座，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史濂舟

摄影：沙奕君

审核：魏建

终审：李宗刚、刘子凌